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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幺天龙人要住在「中国地图」里?台北有条被遗忘的「中正路」

南京东路、长安西路、杭州南路、重庆北路,若你住在台北,有注意到每天通勤走了几趟「大江南北」吗?台北市有非常多的道路以中国地名来称呼,但是大稻埕最知名的「迪化」街、行天宫旁的「松江」路,却不存在今日的中国地图上。

说到台北市知名度最高的马路,大概就是被动力火车唱到人人都会走九遍的「忠孝东路」,但你知道忠孝东路以前根本不在地图上吗?又是什幺原因导致忠孝西路长度只有忠孝东路的十分之一左右呢?

台北市道路的名称与演变,就是一部台北的城市发展史,不但能看见台北都市计划的痕迹,还能一窥属于这座城市的老故事。

破除日本统治观念,台北市路名大变革

台北市路名有大量的中国元素,一直被认为是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后的「心怀故土」之举。即便呈现在我们眼前的「结果」是如此,但出现这些路名的初衷,或许并非完全是为了缅怀失去的中国江山。

1945年二次大战日本战败、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后,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(以下简称公署)作为台湾最高的行政机构,下令「破除日本统治观念」,其中一招就是该年11月17日颁布《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》(以下简称《改正办法》),把具有浓厚日本色彩的「町」改成路街。

在《改正办法》的条文中,有四项命名原则:

    发扬中华民族精神者:如中华路、信义路、和平路等是。宣传三民主义者︰如三民路、民权路、民族路、民生路等是。纪念国家伟大人物者︰如中山路、中正路等是。适合当地地理、或习惯,且具有意义者。

所以在1946年就把很多街道恢复成清代的名称,例如东门街(今中山南路)、抚台街(今延平南路),并依照当时城市地标或方位来命名街道,并未使用中国地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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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报》,,页818│

以台湾地理或当时台湾人的习惯来看,中国地名其实非常陌生,为何后来会出现大量这类名称的道路呢?

这一切,要从一位上海来的建筑师谈起,他叫做郑定邦。

道路命名「中国化」,郑定邦的上海经验

郑定邦在1946年被调派为公署民政处的代理技正,被赋予重新命名台北市道路的重责大任,但命名方式这幺多,为何他会想到用中国地名呢?这就必须谈到他最熟悉的上海。

上海是近代中国重要的都市之一,因为1842年中国与英国签订《南京条约》开放的五口通商,上海就是其中之一,此后英、法、美三国在上海划定租界,租界内事务中国逐渐无权过问,由列强自行作主。

1862年,英美租界决定在隔年合併,但双方对于租界内的道路命名意见不合,最后由英国领事麦华陀(Walter Henry Medhurst)订定《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》,南北向街道用中国省名、东西向则是中国的城市名称,但顺序与实际地理位置无关。

来自上海的郑定邦,就依照这套方式,在1947年完成台北市街道的更名。目前我们所见的重庆南北路、昆明路、金华街等,都是在此时更名。除此之外,还有强调品德教育的宣导式名词,例如信义路、大同路、博爱路等。所以道路更改为中国地名的时间点,其实还没到国民政府全面来台的1949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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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报》,,页160│

不过,既然已恢复成清代路名「去日本化」,为何公署又要请郑定邦把道路「改名」为中国地名?有一种说法是因228事件,国民政府认为台湾人缺乏「祖国意识」,所以才把中国地图以道路的方式嵌入台北市。

不过比对相关法令的公告时间,1945年11月17公署公告《改正办法》,郑定邦被命为民政处代理技正,1947年1月15至17日陆续在《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报》公布「台北市新旧路名对照表」,这些时间点都在1947年228事件爆发之前。

虽然在目前公开的官方档案中,尚不知为何公署要求郑定邦把路名「中国化」,但可以确定的是与228事件无直接关係。

台北市道路,宛若一张中国地图

若比对上海的道路名称,可发现台北市的中国地名道路相当有规律,就是依照实际的地理方位命名,而地图的中心点,就坐落在当时的公署。

公署即是今日的行政院,位在忠孝东路与中山北路口,以此为中心将台北市分成四大象限,中国地名道路几乎吻合该地名在中国地图上的实际方位。例如「宁夏」路、「太原」路这些西北地区的地名,就位在公署西北方的大同区;「长春」路、「吉林」路这些东北地名,就位在中山区;「桂林」路、「西藏」路等地名,也很实际在台北市西南隅的万华区。

这两条以公署为中心点的轴线,隐约与当时中国的陇海铁路与平汉铁路相对应,这些道路地名的分布,原则上也符合两条铁路实际分割的四块区域。(下图为示意图,非台北市中国地名道路全貌,完整统计可参考这里。)

为什幺天龙人要住在「中国地图」里?台北有条被遗忘的「中正路」

不过有少数几个不存在于现今中国地图上的路名,例如「迪化」街就是现在新疆的乌鲁木齐,「库伦」街则是已独立的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旧称,「归绥」街是改名前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。「合江」街、「松江」路比较特别,是过去东北省份的名称,以前中国东北有九省,并非现今的三省。

中国路名挤在西区,台北的天空原来没这幺大

若仔细看看中国地名的道路地图,可发现非常集中在台北市西区,其他地方的分布并不多,而且还有「西路小、东路大」的怪现象。

这点是郑定邦在进行都市规划时没有留心的问题,当时台北市的东部边界大抵就在今日建国南、北路,若以这个距离换算,公署所在的位置确实是中心点。

日本在1932年所规划的「台北市区计画街路并公园图」,可看见几条主要红色干道已出现在图中,早已将东区纳入都市计画的视野之中。因此郑定邦在规划道路时,并没有参考日本1932年所做的都市蓝图。

为什幺天龙人要住在「中国地图」里?台北有条被遗忘的「中正路」
1932年台北市区计画街路并公园图│

导致中国地名道路集中在西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,就是台北市的範围本来没有这幺大。日治时期的台北市大概只有现在的中正、万华、中山、大同、大安等区,1932年的都市计画也是为了因应1938年将松山庄併入台北市。战后国民政府来台,台北市总共有10个行政区,分别是松山、大安、古亭、双园、龙山、城中、建成、延平、大同、中山。

把时间快转到1967年,这一年台北市升格为院辖市(后来改称直辖市),隔年7月1日台北市新增六个行政区,分别是属台北县的景美镇、木栅乡、南港镇、内湖乡,还有阳明山管理局的士林镇与北投镇,总计16个行政区。

直到1990年,台北市进行行政区重划,把16区精简为12区,其中比较知名的是把景美、木栅合併为文山区,松山区南半部独立成信义区。

为什幺天龙人要住在「中国地图」里?台北有条被遗忘的「中正路」

由台北市範围的更动,可发现中国地名道路在港湖、文山、士林、北投等地较少的原因,因为在规划道路时它们根本不属于台北市。

台北大动脉,为何独缺「中正路」?

战后台湾的道路命名,除了使用中国地名外,还有一个名称很常使用,就是纪念蒋中正带领中国打赢对日抗战的「中正路」,当时被大量用在台湾各地,取代日式路名。根据内政部2017年的统计,全台湾共有192条中正路,主要都会区几乎都有,且多居于重要干道地位,所以每个台湾城镇的中正路,通常会是当地最热闹的地方。

不过放眼台北最热闹的东区、开发最早的西区,好像都没看见中正路的蹤影。虽然台北市士林区有一条中正路,不过那是在1968年士林区被划入台北市前就存在的道路,所以严格来说,台北市现在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中正路。

其实,台北市有一条主要道路过去就叫做中正路,只是历经改名后已逐渐被世人遗忘。这背后的故事,要从1947年的道路更名开始说起。

台北市东西、南北向道路的命名切割,基本上是在1947年道路更名后确定,东西轴线当时路名叫「中正东、西路」,南北轴线则是「中山南、北路」,由中正、中山路构成台北市最主要的道路骨干。

今日台北市的「东、西」路(例如南京东路、南京西路)虽仍以中山南、北路为界,但「南北」路(例如建国南路、建国北路)却变成八德路做区隔,金山北路以西的道路,又是以忠孝东、西路为界。

造成这种「偏离」的原因,在于以前没有忠孝东路。

为什幺天龙人要住在「中国地图」里?台北有条被遗忘的「中正路」

1947年道路改名后的中正东、西路,七年后合併为「中正路」。随着台北市东区的开发计画,台北市政府在1967年开始修筑一条宽阔的新马路,这条新马路一直通到临沂街附近(约在华山园区)、衔接中正路的一条小路:「忠孝路」。

忠孝路接上新闢马路后变成直达台北东区的台北大动脉,中正路也因此在一分为二,以临沂街附近为分点,以西和忠孝路合併为忠孝东、西路,以东则更名为八德路。因此,台北市道路南北分段的界线其实一直都没变,变动的是该条分界的路名,从原先的中正东、西路到中正路,再变成今日以忠孝东、西路和八德路为界的现象。

镶嵌在台北街道的中国文化,民众「习惯」最重要

地名和路名一样,都是人类生活空间里的一种文化展现。地域的历史、人文轨迹,往往会影响一个地方的地名,久而久之便成为人们「习惯」的称呼,进而影响道路、行政区的命名。

虽然台北市出现中国地名的道路,在本土意识日渐高涨的现在显得格格不入、政治不正确,不过回首当时的时代背景,其实也并非是思念故土的悲愤情绪,而是依照设计者的「习惯」加以命名。而某些现已不存在的中国地名,反而以道路的形式留在台北市,意外地见证中华民国统治中国时期的疆域。

台北人跟这张「中国地图」已长期共存,如同美国也有许多英国地名的道路,这些都是历史发展所造就的现象,也变成我们生活「习惯」的一部分。